假设一个刚成立的国家，没有历史包袱，也不考虑税收和产业。每种物质只按它本身的性质，放到八级阶梯的某一级上。越往上，获取越难。点任意一个名字，可以看到它的完整评估。
强迫使用是核心维度。戒断和耐受单独都不足以构成管制理由。咖啡因两者都有，却没有人主张管制它。
滥用管制和获取把关是两条独立的轴。前者管成瘾，后者管安全。DORA 几乎不成瘾但需要用药提示；一代抗组胺不成瘾却更危险。
按剂型、浓度和途径分级，而不是按分子。Vyvanse 和速释安非他命、咖啡饮料和纯咖啡因粉、燃烧烟草和尼古丁，都是同一个分子不同的风险。
习惯性依靠不是监管对象。“不吃褪黑素睡不着”和“睡前不上厕所睡不着”属于同一类，本身不构成问题。
可执行性是物质本身的属性。越容易自制，禁止越无效，只会把产品推向更危险的黑市。酒和大麻不被禁止，原因在这里，而不在文化。
急性心理风险单独成为一个维度。它和成瘾无关，对应的工具是“有人陪同的受监督使用”，而不是处方或禁止。
管制本身有代价。治疗用药的门槛每抬高一点，就有人因此得不到治疗。丁丙诺啡和 ADHD 用药的门槛应尽量低。
处方分为常规和严格两级。需要诊断的药都要处方，但只有强迫使用高、戒断可能致命，或者在伤害他人上有不可替代的特殊优势（比如无色无味、起效极快、很快检测不到）的，才进入严格处方。同一类药可以因为剂型落在不同级别。
禁止只用于极少数情形。同时满足：风险极高、没有存量使用者、存在更安全的替代品。目前只有可燃烟草和散装纯咖啡因符合。
所有分级定期复审。每一级都附带证据日期，新证据出现时重新评估，而不是等它变成历史惯例。
第 4 版撤回了第 3 版中的一条原则，这里记录原因。
问题从哪里来
讨论 Z 药该不该进严格处方时，引出了一个更深的问题：如果“安全的私密住所”被视为基本权利或基础保障，防范下药这类伤害，是不是就该交给基础设施，而不是药品分级？第 3 版直接把它当成前提，写成了一条立法原则。但原本要讨论的是：它该不该成为前提。
结论：不作为前提
- 它解决不了问题的核心部分。安全的住所防得住外人，防不住同住的人；住所越私密，外界越难发现。另有研究显示，下药案件最常发生在住宿和娱乐场所。
- 它会让整个框架变得脆弱。依赖它的每一处放宽都没有退路，住房保障一旦出现缺口，放宽就直接变成风险。更稳妥的是纵深防御：每一层各自负责，不假设别的层一定有效。
- 它的影响面太大。药物挪用、儿童误食、家庭暴力中的酒精和大麻、裸盖菇素能否在家使用，都会受它影响。这样的东西不宜放在前提的位置。
撤回了什么，保留了什么
- 撤回“防范他人伤害首先靠基础设施”这条原则，因为它把一个未经讨论的前提写进了草案。
- 保留 Z 药在常规处方。依据是可替代性：酒精和非处方抗组胺都能被用来下药，单独收紧 Z 药防不住这类伤害。这条推理不依赖住房保障。
- 保留严格处方的收窄标准：只有在伤害他人上有不可替代优势的物质，才因为这一维升级。
仍不确定的地方
可替代性是推理，不是实证。目前没有直接证据说明收紧 Z 药会不会减少下药；它造成的顺行性遗忘也可能对加害者有特殊价值。这一点已列入“仍然开放的问题”。
留待决定
基础设施可以写成条件条款，而不是前提。例如：“当安全住所和快速毒理检测的覆盖率达到规定水平，并经评估确认有效时，相关条目可下调一级。”这样放宽是挣来的，而不是假设出来的。是否采纳这条条款，以及安全住所是否属于基本权利，是价值判断，由立国者决定。